“唐朝文化影响了日本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

　　白村江战败后的日本正处于政治交替状态，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取法唐朝，吸收了以律令法典为代表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在日本历史上也被称为“律令制时代”，可以说律令制构成了日本古代的立国之基，也是理解日本古代社会历史的关键线索。

　　本书以律令制度为切入口，涉及大化改新、遣唐使来华、鉴真赴日、唐招提寺等唐风浸润下日本国家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以及唐日交流的诸多方面，不仅是研究日本古代社会的重要线索，同时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唐朝法制史和古代中日交流史。

　　前言：在鬼之城（节选）

　　从冈山站乘吉备线内燃机车约30分钟将到达不设车站管理员的服部站。在这里坐出租车，走上难以双向行驶的山道约20分钟后，便到达鬼城山游客服务中心。由此处的鬼之城入口沿登山步道步行10分钟左右，映入眼帘的是复原完好且气势宏伟的西门，以及与此相连的高石墙与夯土台基。沿着由夯土台基、石墙构建的城墙，至南门、东门、北门一周，已修建起完备的观光路线。参观一圈，耗时近两个小时。鬼城山标高约400米，此处不仅能瞭望总社平原，还可远眺儿岛半岛，甚至对岸的四国，是一处绝景之地。城墙在位于接近钵状的鬼城山山顶处围成一圈，全长2.8公里，城内面积达30公顷之广。

　　现在鬼之城是一座知名的古代山城，不过当笔者刚开始学习古代史之际，甚至不知该城的存在。在冈山的古代传说中，鬼神“温罗” 曾居住于此，并衍生出桃太郎驱鬼的故事，鬼之城由此得名。而该城实际应是一座中古时期的山城。20世纪70年代在此发现有列石、水门等遗迹，1994年开始调查发掘，确定了整体面貌。从2004年起，对于西门进行复原。由于遗址位于山上，没有经过后代开发，遗迹状态保存良好。基于调查发掘，以及修筑石墙等工作，不仅重建了城门，作为珍贵的古代遗迹，山城整体已获得复原。通过对鬼之城的发掘，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古代山城的结构。最近，在四国高松又发现有屋岛城的石墙和城门，同样也进行了复原。

　　规模如此宏大的鬼之城却未见于史书记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日本书纪·天智纪》在编纂上存在较多重出、错乱之处（这是由壬申之乱，近江朝廷文书的遗失造成的）。因此， 《日本书纪》未记述鬼之城，可能源于相关记载的脱漏。那么，天智朝为何在白村江之战后建造山城呢？

　　从天智朝至天武朝，可见到被称作“大宰”“总领”的管辖广大地区的行政官。大化改新之际，朝廷曾向东部派遣了“东国国司”“东国总领”的官员。除这些稍早的事例外，还存在筑紫大宰、周防总领、伊予总领、吉备大宰（总领）的记事。这些行政官被设置在从北九州至濑户内海沿岸地区，用以管辖相较此后基于令制设立的“国” 更为广阔的地域。其设置的地点与朝鲜式山城的分布一致。正如九州的大野城、基肄城扼守着大宰府的北部和南部那样，古代山城应与大宰、总领间存在某种联系。

　　总之，鬼之城的建造与吉备大宰的设置存在直接联系，其发挥着如朝鲜半岛上防御性山城的功能。在吉备大宰的管辖范围内，还有大回小回、播磨城山，以及备后的茨城、常城。正如狩野久氏指出的那样，鬼之城应为吉备大宰（总领） 府所在（周防总领府位于石城山，伊予总领府位于赞岐城山）。与面海而建用于直接防御的长门城、屋岛城不同，鬼之城等被设在用于控制内陆主要道路的位置，是与大宰、总领这样管辖广阔地域的行政官身份相符的城。由于未经发掘，尚不清楚８世纪后备中国国府的准确地点。不过，在服部站稍南的地方，相传为备中国府的旧址。其具体地点无疑当位于鬼之城以南的平原上。

　　在考察吉备大宰的性质时，可参考《日本书纪》所载672年壬申之乱时的相关记事。在听闻大海人皇子进入东国的消息后，近江朝廷准备兴兵，派遣佐伯男赴筑紫、樟磐手赴吉备国，下令“其筑紫大宰栗隈王与吉备国守（即大宰）当摩公广岛二人，元有隶大皇弟（即大海人），疑有反欤？若有不服色，即杀之”。最终，作为使者的樟磐手赴吉备，除掉了当摩公广岛。此外，佐伯男到达筑紫后，栗隈王面对近江朝廷的命令，作如下答复，即“筑紫国者，元戍边贼之难也。其峻城深隍临海守者，岂为内贼耶？今畏命而发军，则国空矣。若不意之外有仓卒之事（指外敌来袭），顿社稷倾之。然后虽百杀臣，何益焉？岂敢背德耶？"不动兵者其是缘也”。栗隈王由此坚持拒绝了朝廷的命令，佐伯男空手而归。以上正是壬申之乱中，近江朝廷未能从西国调兵，大海人皇子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段插曲。调兵之所以失败，可能正是由于栗隈王与当摩公广岛原本就属于大海人一方。不过，栗隈王所述也的确具有一定道理，展示出设置筑紫大宰乃至吉备大宰的原因。

　　吉备大宰不仅是一位管辖着广袤地域的行政官，其还担负着防御新罗、唐朝的任务，是握有征兵权的军事长官。鬼之城遗迹明确地表明吉备大宰的这一职能。在大宰府设置有水城、大野城，以及对马的金田城等规模更大的山城。这些遗迹处在面对中国、朝鲜的最前线，是天智朝对外军事紧张的物证。在吉备平原北侧，距离海岸较远的内陆设置鬼之城这样一座军事设施，也正说明当时天智朝的紧张程度。狩野氏认为在濑户内海沿岸地区设立“国”之前，曾设有作为军政区的“道”（即吉备道），该道在天武朝被划分为备前、备中、备后诸国。

　　本书希望探讨的是作为律令国家的隋唐帝国及其文明所产生的影响。日本的律令国家正是在不知何时将遭到唐与新罗联军进攻这种军事上极度紧张的背景下形成的。

　　笔者最初希望关注６世纪末隋统一后，隋唐帝国对倭国造成了何种压力，以及倭国在怎样的东亚局势、外交交涉背景下，进行的国家改革。这也是高句丽、百济、新罗共同面对的课题最终导致百济与高句丽的相继覆灭。

　　倭国在白村江为唐与新罗联军所败，为生存而巩固防御，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强化王权。其所采用的方法是从中国导入律令制，缔造所谓的律令国家。凭借８世纪初编纂的《大宝律令》，以及此后的《养老律令》建设而成的律令国家，是此前日本列岛政权所无法比拟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日本模仿了律令这种中国的法律形式，甚至其律令采用中国式的条文，但其实质内涵却未必完全相同。本书希望探讨的是日本在吸收律令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哪些中国式的，或独立的非中国式的国家制度。

　　日本最后一次编纂律令法是757年的《养老律令》，此后再未编纂新法。不过，贯穿整个奈良时代，日本通过派遣遣唐使等方式，输入唐朝文化。这些唐朝文化最终被日本的国家制度与天皇制所吸收。一般认为，日本的律令制于８世纪以降崩溃。不过，与其将律令制视为中国制度，文明化的标志，不如说日本持续地吸收律令制，其已逐渐渗透于日本社会之中，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本书将致力于揭示从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在诸多方面对于隋唐文明的吸收，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